鲁迅之问 百年回响

100年前，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几个月时，鲁迅先生的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发表在11月份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。新文学的起点与儿童问题纠葛在一起，在那时显得意味深长，在今天仍然余音回响。

五四运动前后，鲁迅对于“人”的觉醒一直有一种期待，对儿童问题有一种敏感。因为那时候不仅缺少“人之子”，也难见“人之父”。此前他翻译介绍过日本的《儿童之好奇心》《儿童观念界之研究》《与幼小者》等作品，都与儿童生存困境有关，由此“才知道孩子的世界，与成人截然不同；倘不先行理解，一味蛮做，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”。

五四新学人有一个整体的文明观，儿童问题是在这个整体的文明观下开始讨论的。鲁迅的知识结构中，外来的意识中有尼采、托尔斯泰的片影，本土的则有章太炎等人的遗绪。尼采给了他个性精神的普照，托尔斯泰启示其关注“他人的自己”，章太炎则让他懂得重启中国文明之路的信心。这几个维度的思想，与他的现实精神汇成一片，便有了批判意识里的峻急和自审意识中的沉郁。峻急与沉郁这两个互相抵牾的元素，竟奇妙地在一个调色板里渐成动人的风景。

鲁迅在张扬个性的时候，从来不忘记关注他人的自己。在他看来，中国人更大的问题之一，是过分拘泥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太关心别人的存在。所以他认为一面要强调个性主义，一面要不忘利他精神。他的文章有个人主义的背影，也有世界主义的气味，这些并没有成为空洞的说教，而是化为了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。

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，把文化问题转化为日常的生活伦理问题，文字深处有着新的道德伦理和新的文化逻辑的闪光点，不仅传达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，而且有着开辟新路的责任承担，比起空洞的口号，带有更切实的力量。

在这篇文章里面，鲁迅首先提出了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延续生命、发展生命。他说：“此后觉醒的人，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，再纯洁明白一些，了解夫妇是伴侣，是共同劳动者，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。所生的子女，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，但他也不永久占领，将来还要交付子女，像他们的父母一般。”就是说父母不要占有子女，要让孩子独立、自由地发展。

鲁迅觉得，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不变的教条，其实有扼杀青年的残酷性。这种惰性的存在是违背生命价值的。儒家的思想让人在固定的秩序上，不知道生命在进化的途中。今天的子，就是未来的父，一切应以幼者为本位，而不是相反。作为父亲，不能把利己和权利放在首位，而是有“义务思想”和“责任心”。

因此，鲁迅提出爱的概念，但这爱是觉醒者的爱。他说：“所以觉醒的人，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，更加扩张，更加醇化：用无我的爱，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。开宗第一，便是理解。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，是以为成人的预备；中国人的误解，是以为缩小的成人。直到近来，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，才知道……一切设施，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……时势既有改变，生活也必须进化；所以后起的人物，一定优异于前，决不能用同一模型，无理嵌定。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，却不该是命令者。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；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，专为他们自己，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，纯洁高尚的道德，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，也就是能在新潮流里游泳，不被淹没的力量。”

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可以说是新文化人的纲领性文献。以幼者为本位，而非安于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。反对家庭的蛮横，考虑弱小者的冷暖。但又非溺爱他们，教会他们在社会闯荡的技能，目的在于自立。不依附于父母，不丧失生存的能力，在江海里泛舟而行，才是应有的本领。这里不仅仅有爱，还有严明的理性。

重要的是，其间有殉道的精神，内中喷吐的是大的情感。如他一再所说：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地度日，合理地做人。”鲁迅在面对新文化的思路时表现的悲悯精神，与历史上的圣贤们比毫不逊色。

鲁迅那时候的许多思想都是在这个原点上流出的，当直指旧时代的罪恶时，他不忘自己身上的黑暗；当提出个人的自大的时候，连带的是“自他两利”意识；而传播新思想的时候，又警惕滑入自己的逻辑里的陷阱。

鲁迅眼里的新文化，是自我解放与社会进化的自新。科学、民主、自律、利他，以多面的方式出现在他的笔下。一面是生命的燃烧发出的热力，一面又拖着历史的长影，这使他没有在缥缈的梦里沉眠下去，也没有躲在象牙塔中自我低语。他的所有文字都带着痛感，那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咏叹，才是其生命哲学更为动人的部分。

以自己的痛感作为问题的出发点，是鲁迅与同代人不同的地方。这些问题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不小的价值。他认为：“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，但既已分立，也便是人类中人。因为即我，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，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；因为非我，所以也应同时解放，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，成一个独立的人。”今天我们研究五四，研究鲁迅，不能不深深注意这些原点的存在。

当人的觉醒和人的个性成长受挫的时候，难有“人之父”，自然就没有“人之子”，也自然没有中国的未来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，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）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9年12月26日第10版